汉代鱼形壶一般为鲤鱼形象，通常有单鱼与双鱼两种，双鱼的也称双鱼瓶或双鱼壶。这与唐宋时期流行的摩羯形壶同属扁壶，但文化渊源、价值理念和传播演变路径并不相同，互相没有直接的演变发展证据。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即汉代一类鱼形壶。

  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鱼形壶属汉代，有陶制与铜制两种，两者之间形制有一定差别，但共同点是皆做鱼形、肩部设双穿耳，可能有互相借鉴和承继关系。本文重点介绍并探讨汉代铜鱼形扁壶的造型特点、分布地域及文化属性等相关问题。

  汉代铜鱼形扁壶所见不多，在此逐一介绍。上海博物馆藏铜鱼形壶，该鱼形壶著录于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（秦汉卷），高31.8、腹横23.9厘米，时代定为西汉早期。该鱼壶总体呈扁体壶形，圆口方唇，长直颈，溜肩，扁腹。

  肩部两侧各铸一小铺首衔环，腹部截面近枣核型。器身最宽处位于腹中部，下腹部内收，平底内凹，高圈足外撇。为表现出鱼形的特征，壶颈部铸出鱼的头部及口部，并阴线雕刻出鱼的眼部。壶腹部以阴线刻菱形网格纹，网格中刻弧线纹，组合为鱼鳞纹样。

  圈足处以阴线刻斜线纹，作为鱼尾鳍的纹样。整体制作精细，艺术效果很强。关于这件器物，原著录中说“鱼是汉代常见的装饰题材，象征丰穰”，认为其用途可能是具有祈求丰产的吉祥寓意的实用器。

  内蒙古博物院藏铜鱼形壶，时代为汉代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康卜尔出土。该器整体造型与上海博物馆藏铜鱼壶基本一致，圆口，长颈，溜肩，扁腹，高圈足。颈部铸出鱼口。

  区别主要有两点，一是内蒙古博物院这件肩部不设铺首，以半圆小系各穿以大铜环；二是整器不以阴线刻画鱼纹细部。不过并不影响其为鱼形壶的意义表达。

  鄂尔多斯博物馆藏铜鱼形壶，时代为汉代，传出土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川掌镇。高35、腹径24、口径4、底径18.5厘米，重2250克。这件铜鱼形壶与上述上海博物馆、内蒙古博物院所藏两件铜鱼形壶基本一致，壶颈部铸出鱼口，两肩置铺首衔环，通体不用阴线刻画细部纹饰。

  陕西榆林文物保护研究所藏铜鱼形壶，榆林走马梁墓地1999年3号墓出土，该墓为竖穴土坑墓，同墓出土铜鼎、铜熏炉、铜灯等器物，研究者认为该墓在整个墓地中属于第三期，时代为西汉晚期。

  该器通高35.5、腹深32.8、口径4.8厘米，重2393克。这件鱼形壶与上述三件鱼形壶在器型上有一定差别，大多数表现在颈部较短粗，鱼头部、口部、腮部均为铸出，下腹部无显著内收，器身最宽处位于下腹部，矮圈足。

  除上述四件刻画明确的铜鱼形壶外，还有三件较为类似的铜扁壶可作比较，现一并介绍如下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皮囊形铜壶，传为陕北米脂出土，1972年入藏，高27、口径5.2厘米。

  此器器型与榆林走马梁出土铜鱼形壶更为接近。小圆口，短直径，溜肩，扁腹，肩部两侧置小铺首衔环，器身最宽处在下腹部，矮圈足。

  鄂尔多斯博物馆藏铜扁壶，高36.8、宽23.3厘米。小圆口，口内带铜盖，子母口扣合。长直颈，溜肩，肩部两侧置半圆小系，以穿铜环，腹部一侧平直，一侧圆鼓腹，截面呈半椭圆形，下腹内收，平底，圈足略高。

  器身上还保留有当时以绳子‘米’字形捆绑携带的痕迹。此扁壶造型独特，一面鼓腹，一面平直，有点类似于清代壁挂的瓷壁瓶，当是为便于携带而专门制作的。商周时期的铜器中也有类似做成一面平直的背壶。该器出土信息不明，但时代定为汉代当比较稳妥。

  7.甘肃秦安博物馆藏“大李”铭铜扁壶，高29厘米，出土于秦安汉代墓葬中，此器造型与前述几种又略不同。整器显得高挺秀美，小口，颈部极短，丰肩，肩部两侧置半圆形小系，扁腹。器身最宽处位于中腹部，下腹弧收，圈足外撇。

  以往人们谈到扁壶，总是习惯性的想起流行于战国至汉代的椭腹扁壶。孙机先生在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“榼、椑”条说“汉代将茧形壶、蒜头壶、横筩形壶、扁壶等盛酒器统称为榼”，并进一步说“榼类器中最常见的是扁壶，扁壶的专名为椑。

  并且专门用上海博物馆这件铜鱼形壶为鱼形铜椑做了图注。孙先生的释名非常准确，但同一名称下，鱼形扁壶和战汉时期常见的椭腹扁壶等并不是同一来源。

  椭腹扁壶的特征为圆口，直颈（或微束颈），腹部为近圆形或椭圆形扁腹，圈足，壶身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或系耳。此类椭腹扁壶目前学术界或认为其来源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陶扁壶；或认为其来自于春秋时期腹部较扁的双系或三系铜壶。

  或认为其与春秋时期秦文化的扁体铜盉有关，总之，我们从其较为方折的器型结构能够准确的看出，这种器型所模仿的应当是陶、木等质地较硬的材质制作的器物。

  而上述鱼形扁壶从壶体造型来说，模拟的是皮革质软材质的壶，即皮囊壶。这种壶的形制来自于草原游牧民族，通常以两片皮革缝制而成，双系穿绳。由于其扁体不易滚动的特点，便于骑马时背挎携带，因此这类皮囊壶在草原上流行的时间很长，直到近代仍然在使用。

  钢特古斯利用蒙古族传统手工技艺对此类皮囊壶的制作进行了还原，从图中我们大家可以直观看出两者间密切的渊源关系。

  目前所见的仿皮囊铜扁壶并不多，经过科学考古发掘，有准确信息的更少。因此学术界在进行扁壶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时往往只分析椭腹扁壶，而不将仿皮囊扁壶纳入研究。但从上述几件仿皮囊铜扁壶我们大家可以看出以下两点。

  首先，此类铜扁壶主要流行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。其分布的核心区域就在黄河几字湾南北的陕北高原和鄂尔多斯草原，区位指向性明显。其次，根据这批器物时代大多分布在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来看，当时，这一地区正是胡汉文化交融的前沿。

  汉武帝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，汉王朝国力已经大幅度的提高。汉武帝一改汉初对匈奴以和亲为主的方针，改为主动出击，“遂取河南地，筑朔方”。在击败匈奴后，汉王朝先后在这一地区设立朔方、五原、西河诸郡。

  此后，汉王朝在此大力迁移人口屯田实边。在占领河南地的当年，汉王朝随即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”之后的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秋，又“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”。

  其后，由于黄河下游洪水泛滥，“乃徙贫民于关以西，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，七十余万口”。仅这三次就为河套地区带来人口近百万。整个河套地区由此开始了迅速的农业开发。

  由于此地仍然处于汉匈对峙与交流的前沿，这种文化交流迅速在当地展开，并在文物中有所体现。铜鱼形壶正是这种交流的体现。

  前文已述，汉代铜鱼形壶是胡汉交流的产物，其器型是模仿匈奴皮囊壶的造型。但通过对这几件铜鱼形壶的观察可知，其铸造工艺及文化渊源应当是来源于汉文化传统。通过观察，这几件铜鱼形壶都是以范铸法铸造成型，壶身两侧有范线，遍体可见垫片痕迹。

  这是中原自三代以来发展出的范铸传统的延续，与北方草原以青铜兵器、工具、牌饰等小件青铜器为特色的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”不论从制作工艺、纹饰风格还是器类特征等都具有鲜明不同。

  而从文化渊源的角度上讲，它也来自中原文化。鱼纹在中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就有着大量以鱼纹为装饰的彩陶，比如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著名人面鱼纹盆。

  至西周时期，宝鸡弓鱼国墓地还出土有完整的鱼形尊。战国时期，鱼纹更是大量流行，楚地彩绘的漆器上以红彩绘制的鱼纹简约而抽象，却又充满动感。1988年在四川什邡丝绸厂墓葬出土战国时期双鱼形铜饰，长3.8厘米，两尾鲤鱼口中被鱼线勾起，打成个同心结。

  双鱼张口垂尾，两两相对，正如渔民捕鱼后将鱼提起的样子。鱼形壶从造型上说，张口垂尾，也正像被捕获后竖直提起的鱼的形态。此类双鱼纹饰在汉代颇为流行，汉晋时期的双鱼纹铜洗流布极广，当是汉人通过鱼“余”谐音，祈祝吉祥及丰产习俗的充分体现。

  类似什邡战国双鱼饰的纹饰在汉代铜镜上也能见到。深圳博物馆曾展出一件东汉“尚方作竟”铭六乳神人神兽纹镜，该镜直径17.5厘米，镜背主体纹饰区六乳间夹六组神人神兽纹，其中两乳间饰一羽人，羽人迈步前行，肩上扛一鱼竿，鱼竿上挂两条肥硕的鲤鱼。

  鱼形铜壶应该是两汉时期匠人对提挂双鱼的生动模仿，巧妙设计，制作成壶。而铜壶用以装水，鱼戏水中、鱼水两欢，也是承袭商周以来青铜器器物功能与纹饰造型相匹配的传统。

  而鱼形扁壶从早期鱼形特征生动明显，到晚期简化为穿耳扁壶，体现的是族群记忆与历史的变迁。

  武帝时期开始，这些早期移民屯田来到北地的中原工匠，对家乡传统、风俗有深刻的记忆与保留，结合当地新垦农业的生活情景，借鉴当地草原民族皮囊壶等日常用器，创造性生产出鱼形扁壶。

  到西汉晚期至东汉，朝局动荡、边地不稳，对一代又一代移民垦边人来说，家乡只是遥远的记忆，他们早已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与民俗中，生活生产方式趋向牧业化，鱼形壶相应简化，不再强调农业民族与增产、丰收相关的“鱼”“余”含义，更倾向于实用性。

  综上所述，可知汉代铜鱼形壶流行时代主要为西汉中期至东汉，产地集中于胡汉交错地区的陕北高原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草原。可以说，铜鱼形壶是两汉时期，中原工匠使用传统青铜器铸造工艺，结合北方草原民族生活习性而产生的融合性器物，其具有携带方便适于游牧生活的优点，又蕴含着中原民间传统文化中祈愿多子多福、连年有余的朴素信仰，是陕北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。